如同浇了三九里一盆冷水，时光也冷了下来。先考虑一下蔗糖吧，赚钱的事也不能丢下来。今年去太平州取蔗糖的商人更多。
许多商人再次来到太平州。
太平州此时也在忙碌，最后一年，沟塘渠泊要进一步挖深，不要怕累着，挖深了才能有更好的蓄水功能，并且严令任何百姓不得侵占水面，将挖起来的泥巴堆放洼地。
不得己的土办法，若是外面河水低，内河水高，倒有千种办法，利用压力关系将水排出去。但是不可能的，一旦内涝，外面河水更高。只好从内部想办法。
减少低洼的地方，增加蓄水功能。
至少小的涝灾危害不大，碰到大的汛期，没有办法了。
还有继续挑圩埂，防患未然，数年必须挑一次，可方量不大，这是增加厚度与高度，厚度是水土的部分流失，高度是圩基的下压。
但任务不是那么紧张。
然而几个商人听到一件事，太平州大户人家出八百顷田，售给州衙，让他们均分给百姓与佃户。
有些不明白。
不是当初，当初是为换蔗糖坊的契股。现在诸事已定，为何要这样做。
回答很简单，感谢知州，知州想减少境内贫困百姓比例，我们协助他。
还有其他的原因，诸多人家设有作坊，劳力紧张，劳工高贵，地所得的利很薄了，售地后能有一笔资金，换取更大的本钱周转。视野与郑郎家一样，主要利润不在田地上。
想一想，五百亩的地，算是大地主，一亩地租一石半，不算低的，七百五十石粮食，不是京城的大米，是江南的稻谷，只有两百几十缗钱。不如换一些钱做本钱，但却是有一份感谢之心。索性让知州功绩更大一点，境内几乎没有贫民。虽不可能，此时佃农比下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但各户还是保留了二千多顷的良田未售。这是内因与外因产物的结合。
可这批商人不知。
拜见郑朗，郑朗回答很干脆，听从朝廷安排。
但郑朗对杭州同样很心动。
宋朝现在的与未来的几个良港，广州在唐朝就出现了，在许多大食商人，这是历史基础。泉州因为地窄，百姓被迫经商，许多百姓私自出海，这是群众基础。温州不及泉州群众基础明显，但形式差不多。苏州设港不能设在长江边上，此时长江也有一个大大的喇叭口，一直到泰州都是海水，而不是江水，江堤不称为江堤，而是海堤。不过内河河运发达，很久以后才出现海港，不是现在，不是明朝，但也有一些基础。
密州离河北与京城近，有地域基础。剩下的就是明秀杭三州，明州可以长久，但没有大运河之便，秀州不但不能长久，还没有大运河之便，除了他真有翻江倒海本事，将整个上海与黄埔江提前五百年变出来。相对来说，杭州倒是好一些，以后作为海港也不便，早迟会成为喇叭尖子，但这时是一个三角形，海船能直接到达杭州城边上。还有大运河长江，上能沟通河北京城，下通沟通巴蜀。
而他的任期有限，苏密温三州皆不大适合，若求不成，有比无好。泉广二州太远。秀明二州条件不是很有利，首选还是杭州。
可不是他说的算。
因此说了，前景很好，远比太平州前景好上十倍几十倍，但非是我所能决定。朝廷也没有那规矩，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
几个商人迷茫地离开。
没有听到口风，只听到会好上十倍几十倍。
更动心也更迷茫。
回去后一说，更多人动心更多人迷茫。
想通过其他途径，然而钱家渐渐走向没落，虽出了一些进士，不在朝中担任宰辅，拼爹拼不赢。正规的途径，大约是皇帝舍不得。怎么办？
听到郑朗的十倍几十倍，心中又十分向往。
太平州已经成为人间的乐园，若是几十倍会成为什么，是不是人间的天堂？
于是商议一下，继续征集百姓，这是民意，得要杭州九县所有百姓首肯，其次各大户齐聚在一起，凑集一下，兼并东南兼并很严重的，远胜过太平州，十有八九户皆是佃农，大约是郑朗不喜，也是朝廷不喜的地方。
大家七凑八凑的拿出两千五百顷地，多是不好的山地坡地，但也算一份心愿，而且是无偿交给朝廷，至于朝廷是当作官田，或者学田或者分给贫困百姓不管了。
可有一个条件，必须郑朗前来杭州。
当时朝廷人事没有变动，陈尧佐纳闷地问了一句，你们不怕朝廷将郑朗调去一个月后又调走了？
同样有可能。
就不是一个月，象范仲淹那样仅一年半时间，又能给地方上带来什么政绩，至少不是郑朗那种政绩。
这些商人拍胸道，既然能来，我们就能留。
真不行，我们派人将郑朗强行看着，用民意逼迫朝廷默视事实，怎么也要留下一个三四年时间。
这事情又稀奇，又古怪。
赵祯没有作声。
几个商人带着伙计就在京城留了下来，朝廷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。
正是因为此事，郑朗写信提了起来。
赵祯问，就答，不问就不答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不回京城。
另外一件事，还有中庸。经过改写后的中庸，交给两子手中，让他们刻版发行。
司马光与吕公著谈了一会儿，前面几条或谢或同意，但后面一条没有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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